自2020年3月以来，由于印度反华情绪变得更加强烈，因此，任何一项与中国进行成功合作的建议都会遭到质疑。虽然，这并不是第一次如此。早在先前的洞朗事件中，中印双方关系变得紧张，投资减少，都最终也只是暂时性的。据印度驻华大使维克拉姆·米斯里（Vikram Misri）表示，待疫情局势稳定下来之后，印度将恢复与中国就那些“悬而未决的贸易问题”进行讨论。

本文是在疫情期间定稿而成，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分析了印中之间贸易和投资。在需求方面，印度希望能够扩大对制造业的投资，以促进就业。从供给方面来看，中国则有充分的经济理由来和印度进行贸易，对印度进行投资。

对印度来说，中国是仅此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据印度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印度对中国的出口占总额的5%，印度向中国进口占总额的14% 。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总贸易逆差（1620亿美元）的39%。

印度经济中一些重要行业对于中国的依赖极高。例如，在2017年至2018年间，印度约有60%的电气电子设备是从中国进口的；印度仿制药行业所需的原料药（API）则约有75%来自中国；从中国进口的钢铁、机器零部件也帮助印度中小微企业蓬勃发展。

对印度来说，恢复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平衡一直是其首要任务之一。自2017年武汉峰会以后，中印双方都在后续有过谈判。但是这些谈判仅仅只带来了一些口头承诺或是微不足道的结果，并没有缓解印度最根本的担忧。

与其它投资印度的国家相比，中国流入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排在第18位，而印度对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累计总额则排在30名开外。

由于中国进入印度的市场较晚，中国进入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80%是在2014年之后。2018年7月，中国对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额达到110亿至120亿美元，市场活跃企业达700余家。中国对印度的投资很大部分集中于手机制造业。当前，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市场上的销量约占51%。此外，2018年中国对印度初创企业的风险投资也较2016年增加了五倍，达至56亿美元。

目前，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位于安得拉邦，特伦甘纳邦，马哈拉施特邦，古吉拉特邦，卡纳塔克邦，北方邦和哈里亚纳邦。

印度制造（MII），是印度新一届政府于2014年9月提出的一项新计划。该计划旨在将印度转变成为全球的生产中心。同时，该计划还专注于开放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强调营商便利，提升印度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在2022年实现制造行业占印度GDP百分之二十五的目标。

虽然在此期间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额创下了记录，但是随着其它亚洲国家也进入了投资热潮时期，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开始逐渐下降。据悉，较2017年相比，印度2018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额有所下降，而2019年比2018年更加糟糕，投资额达至14年来最低。

此外，2017年印度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也由1995年18.6%的最高值降至15%。2019年12月，印度印度工业和内部贸易促进局（DPIIT）表示，印度2019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达16.4%。印度政府也在制定相关行业政策来提高该比重。

为打造一个有利于印度制造业发展的生态系统，印度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更加灵活的产业政策：目前，印度侧重于提高营商便利度的政策仅限于产业政策。但是，这些产业政策的一些措施却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印度政府应该制定更加灵活的政策或是作出更加灵活的干预来指导/促进国内投资。新的产业政策应该鼓励企业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当中，并让他们从中受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印度电子领域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2）修改劳动法：印度应该在制造行业引入“定期合同”，从而使得企业在招聘员工方面更加灵活。此外，加班工资也应该与国际相接轨，1950年《最低工资标准》第25条规定的最低加班工资应该与国际劳工组织建议的125%的水平保持一致。

3）赋予印度国内生产的产品有优先进入印度市场的权利：2017年，印度政府为鼓励‘印度制造’而出台的《公共采购法（印度制造产品优先）》已经失效。一些原本符合资格的印度本土制造商也不再有机会提出申请。因此，低成本采购也促使更多本土制造商选择从中国进行采购。

4）为特定的行业和产品制定专属政策或是采取特定措施：例如，实施分级制征税，对成品、半成品、零部件、原材料进行分级，按级进行征税；减免所有企业项目的直接税（目前，此措施仅用于在沿海经济区投资额超过十亿美元的大型项目）；调整间接税等。

5）推广中小微企业集群：目前，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仅对大企业有所助益。中小微企业的资金不应该仅限于通过银行信贷来增加，同时还应该可以通过获得股本来增加。印度政府可以设立专门的证券交易所来对此事宜进行操作。另外，为促进中小微企业出口，还应该设立一个机构来为这些出口企业提供有关于出口标准和认证方面的指导。

除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投资需要经过审查外，印度曾经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确实允许其它国家通过自动路径来对印度某些行业进行直接投资。但是今年4月，为防止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对印度公司进行投机性的收购，印度政府对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作出修订，将这一限制扩大到所有与印度相接壤的国家，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为使得印度制造业能够通过中印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得到一些发展，我们给出一些战略和建议：

1）让中国的中小微企业在印度进行生产：目前，有两大行业正在慢慢移出中国，而印度则可以成为它们的生产基地：一是手机和家电类行业，二是衣服皮革类行业。对于这些行业的中小微企业来说，它们愿意在其它目的地国家建立专业的制造厂来将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此外，本土的传统中小微企业集群也可以利用现有的来自中国技术和投资进行升级发展。

2）将“为世界提供制造印度”作为新的产业主题：应把新型产业（包括电子产业集群）向低成本、具有竞争力的方向进行定位。印度应该避免外国公司利用全球贸易的机会把印度作为最后一站的组装基地，而是应该打造国内优秀企业，并让这些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新的位置，从而使得印度在混乱时期也具备竞争优势。

3）在印建立中国工业园：按照中国中型或是大型工厂的要求对工业园区进行开发，让中国企业协助推广。同时，向印度各邦征求建立中国工业园区的意见和兴趣，感兴趣的印度政府可尝试与中国政府敲定投资意向书。此外，还可以鼓励印度和外国私人开发商进行合作。

4）出口至中国：可先着重于选择好产品/行业，并以市场为导向制定好出口策略，其中包括品牌和市场推广。涉及的产品/行业可以有药物和信息技术、文化和服务等。

中国各省的经济重心与他们和印度同行进行沟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现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省委书记或是省级官员前往印度寻求贸易合作的机会。此外，中国的市级和地方级机构也正在探索是否有可能与印度任何一级政府进行合作。

因此，现阶段更需要的是，中印双方低级别政府机构或是社会层面的共同参与。例如，中印企业之间的合作、双方在技术发展方面建立伙伴关系、对城市规划和管理进行经验分享等等。而且要想使得这种模式有效果，最好是由省级或者市级政府机构领导带头，而并不是由中央机构领导来带头。

2013年至2015年间，中印共签署了6对友好城市协议和2对友好省邦协议。此外，在2015年莫迪总理访问北京期间，中印双方还成立了邦/省领导人论坛。2018年，两个领导人在武汉进行非正式会晤后，中印双方建立了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1）签证问题：2019年，印度放宽和简化了中国公民获取商务签证或是旅游签证的要求和流程。然而在申请就业签证方面，中国专业人士发现这个过程非常繁琐和困难，而中国公民又是印度几个邻国当中申请前往工作的最大群体。

2）彼此不信任，缺乏安全感：印度普通民众普遍不信任中国、中国企业和中国人民。而大多数中国人对印度的了解也少之又少，中国也有许多关于印度的负面报道和新闻。因此，一般中国人在对印度进行投资时，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此外，中印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很大，双方的有机关系也并没有得到发展。

3）中国对印度数字领域存在的控制权：中国对印度数字行业和数据相关行业存在着巨大的投资规模，占据着该市场上的大比例份额。这使得印度在数据安全、对平台管控及宣传这三个方面产生了担忧。对此，印度政府则可以采取数据本地化策略或是通过中间机构对投资所涉及的个人数据安全进行审查。

鉴于当前疫情和地缘政治的影响，我们很难对这次危机后中印未来的合作将如何发展进行预测。但是，从长期角度来看，印度需要发展其制造行业并增加就业，同时也需要平衡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此外，对于中国投资的问题，也必须要从现在和未来的角度进行看待。对此，印度应该：

1）中印双方的贸易谈判代表应制定公开如何减少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同时确定实现该目标的关键领域。

2）印度应该寻求中国在一系列领域的投资，从而提高自身出口并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3）印度应该在更广泛的贸易互惠范围内，就技术合作以及华为在5G中的角色进行谈判。

4）印度还应该与中国一些组织进行合作，共同创建绿色经济，同时降低全球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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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中经济文化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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